马克思生态观的巨大理论力量源于其唯物主义（2）_成果分享_专家咨询团_理论频道

基于以上分析，福斯特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对生态的见解通常都是相当深刻的，然而，“这些见解并不仅仅是一位天才瞬间闪烁的火花。勿宁说这些见解来源于马克思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环境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同时，他还特别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生态角度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问题所作的详尽分析做出了积极评价，称这种趋势由于马克思对人类生存和人类与土壤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的全部问题的关注而得到加强。而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关于城乡对立问题。他并且认为该主题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其最后十年的人类学著作中，随着试图解决史前问题和原始公社的形式问题又呈现出新的意义。应当肯定，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福斯特得出的结论是新颖而富有见地的。

三、《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可持续的社会”概念的提出奠基

如果说福斯特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旨在考察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现象的批判，进而阐明蕴涵于其中的生态思想与其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统一，那他对《共产党宣言》的深入探讨，则试图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如何解决人对自然的异化及其“可持续的社会”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揭示其生态学与唯物史观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凝聚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思想，它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用列宁的话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在当代却引起了包括个别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和指责，有人甚至将其视为“反生态的”。按照福斯特的分析，这种指责则多集中于“马克思的基本前提”是支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这一点上。比如，社会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者特德•本顿称马克思采取的是一种“生产主义者的”普罗米修斯的历史观；又如，自由主义者维克托•费克斯批评马克思对待世界的态度总是保持着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冲动，并以人类征服自然为荣，等等。

为了进一步驳斥上述思想家们的指责，福斯特接下来对究竟应如何看待《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等表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确包含着对资产阶级及其革命功绩的著名颂词，并且正是在“赞美资产阶级”的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事实：资产阶级“使农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不过，仅仅依据这里使用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样的语句，就断言其具有反生态的立场是没道理的。事实上，他们的本意是在揭露城乡对立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之恶劣，而不是别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从马克思整个学术生涯中得以证明，因为他始终坚持在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空气、清洁和真正的物质谋生手段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乡村农民则被剥夺了与世界文明的所有联系。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描述歪曲为他们认为农村“自然应当受到轻视”，只应理解为他们旨在揭示“城乡对立是资产阶级文明异化本质的一个主要表现”。更应看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任何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其第一任务就是消除对立的城乡分离。而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与马尔萨斯建议把农民从土地上“清除”出去不同，明确主张通过分散人口的方式，克服那种构成资产阶级秩序的城乡对立；另外，与马尔萨斯认为耕地技术的改进是有限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坚信如果我们有一种“总计划”下的联合劳动加以指导的话，这样的改进是能够实现的。

在此基础上，福斯特还试图为生态思想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向未来社会过渡理论中的地位予以辩护，进而对其生态思想与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做出进一步阐明。按照他的说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般地把解决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是在他们强调生态矛盾的地方，似乎也不相信生态矛盾有可能发展到成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程度。但是，这种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却是其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客观地讲，福斯特以上论述值得称道之处，不仅在于其对《共产党宣言》中生态思想的系统阐发，而且还在于由此表现出的那种历史地、客观地评价马克思的科学态度。

四、《资本论》：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结合助推“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形成

福斯特除了从生态学的角度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进行解读外，还把相对更多的笔墨用于对《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探讨上。他对《资本论》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成熟作品中”的“成熟的生态观念”的系统论证，同时也构成了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之唯物主义根基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福斯特的说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由此他不仅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的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而且主张应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条件下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完全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容纳范围等重要思想。“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使马克思将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重要内容的批判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另一方也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入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领域，深化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从而使得该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

福斯特指出，由于受李比希等人的影响，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写作《资本论》时就已开始“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因此，他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两个主要讨论都结束于对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如何一起使土壤和工人陷于赤贫状态的解释。首先，这种批判浓缩于《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如下论述中：“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在他们对面，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二者携手使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使土地日益贫瘠。其次，这种批判还集中于《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讨论中对资本主义农业批判的精彩论述中：“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可以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同时它也破坏了作为一切财富源泉的土地和工人。

对于上述马克思两个主要讨论最后都落脚于对“现代农业的破坏性”的批判上这一点，福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两段论述共同关注的是“人和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这个中心理论概念，也就是说，“由生命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社会新陈代谢”，以及对土壤构成成分的“掠夺”需要“系统性的恢复”问题。对于“物质变换”的“断裂”概念，福斯特在之后的著述中则用八条关键性的结论加以进一步阐明，而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资本主义催生的“新陈代谢断裂”是一种“无法修补的断裂”；第二，大规模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是导致“新陈代谢断裂”的直接原因；第三，要想对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现状加以修复，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同时，福斯特还指出，“新陈代谢断裂”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并没有停留在土壤养分的循环和城乡对立关系上，而是同时还涉及其他的现实中存在的代谢断裂，例如，森林砍伐问题、土壤沙漠化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污染和循环利用问题，等等。

在福斯特看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作为马克思对生态学最突出的贡献，它的提出无疑与《资本论》有关，但又不能仅仅归于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许多讨论，都可以被看作建立在早期他试图更直接地从哲学上揭示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后来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则使他对这种基本关系做出了更加完整科学的表述。具体说来，马克思采用“新陈代谢”来定义劳动过程，视劳动为人和自然的过程，即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则是从其实践唯物主义出发的，体现出的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导致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种“无法弥补的裂缝”，以及主张只有通过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等观点，则是建立在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解释为基础的历史观之上的，是其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充分发挥和运用。

五、结语

在绿色左派及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否认生态环境理论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中心地位，进而宣称马克思“对我们理解当前生态问题的直接贡献注定很小”的背景下，福斯特力排众议，坚持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系统的生态世界观，并深刻揭示其之所以具有巨大生命力则源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根基，这在当今众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堪称独树一帜。诚然，福斯特对于马克思生态思想阐释与重构还存有某些缺陷和不足，但他的上述努力所表现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崇敬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令人敬佩，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充分肯定及其对该思想与唯物主义之内在关联的独到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肯定，有力地回击了西方绿色左派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及有意无意的诋毁，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其二，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巨大理论力量源于其唯物主义的深刻分析，有效地克服了以往众多学者只是一般地强调在马克思那里包含有生态思想，而忽视对其所具巨大生命力之源探究的不足，从而为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崭新视角；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基于对“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的说明，他强调“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这对正在从事生态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人们，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启示意义。而具体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的实际，当下我们尤其既要冷静思考和正确地处理“高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保护的关系，切忌过分地沉浸于“高速发展”的喜悦之中；又要注意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以及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彻底丢弃那种靠发展技术来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幻想，以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永远沿着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行。

作者：崔永杰（1954-），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