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不若见　知不若行——杨升庵的治学之道_成果分享_专家咨询团_理论频道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出身名门，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首辅。二是早年成名，杨慎24岁殿试夺魁，成为状元。他的家乡新都人常以“升庵科第”与“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并称来称赞他。三是博学多才，杨慎一生所学涉猎极广、渊博浩渺。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总结杨慎的治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多闻博见，知不若行

杨慎以学问广博著称，他在哲学、训诂、历史、名物考据、诗词歌赋，乃至天文地理、戏曲音乐、古谣搜集等很多领域都广有建树。杨慎主张做学问首先要多闻博见。我们知道，程朱认为“德性之知”是“大知”，“见闻之知”是“小知”，陆王也主张良知“不假见闻”而有，要求发明本心，从而贬低了见闻之知的重要性。杨慎则认为“耳目之官，聪明攸寄；百度万物，悉在见闻”，所以他主张“闻不若见”“知不若行”。杨慎重视亲身见闻和力行，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当然杨慎并未否定间接经验，他认为认识有其过程，感性经验必须“会之于心”，才能超乎声色，从现象深入本质。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逻辑上分出一个先后，那么杨慎主张“知不若行”，他认为像书本知识等间接经验必须“体之于身”才能化为“真知”。针对当时陆王心学空谈心性的风气，他提出“合博约论”，主张做学问要以“多闻博见”为根基，先博后约，由博而反约，最后合博约为一。他说：“无文则何以为礼？无博则何以为约？”又说：“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是犹问天曰：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问地曰：何不径为实，奚为花之纷纷也？”

杨慎重视力行、提倡多闻博见，这种治学特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如果按照常理常情不出意外的话，状元杨慎会在官场顺风顺水，最不济也可在翰林院做一个富贵闲人。但是造化弄人，他因议礼获罪被流放南荒35年，这使得杨慎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也改变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突然的变故让杨慎从云端落入凡间，有更多时间遍览名山大川和风土人情，有更多机缘接触各种阶层和现实人生。以上种种，使他反思和批判“德性之知”，并且更为关注见闻之知和多闻博见的重要性。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是杨慎治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在治学还是生活中，杨慎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杨慎说：“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他在此把“善疑”视为学者在学术上成功之开始，而把不经思考而盲目信从视为一种学术视野的桎梏，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就治史而言，杨慎认为正史并非全部可信，必须经过考证。

一般而言，多疑者往往自大而偏执。杨慎虽然力倡善疑，反对迷信权威，却并没有走向偏执和极端怀疑，那是因为杨慎之怀疑精神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并非为怀疑而怀疑。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怀疑精神，恰恰让杨慎走向客观、公允和包容。例如杨慎主张诗赋要艳丽，文章要华美，极力反对理学家们所创作的所谓哲理诗或者理气诗。他批评陈白沙的理气诗“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但是他对于陈白沙的古诗却大加赞赏，认为境界冲淡，有陶靖节遗意。他对李梦阳、何景明等当时文坛领袖的评价也大抵如此，有褒有贬，持论公允，绝不因其所短而忽视其所长。

杨慎独立思考的精神，除了源于天性与家世传统之外，与其见识广博也密切相关。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识越广就越不会夜郎自大，亦不会坐井观天。比如殷商始祖契诞生的历史，历代史书都遵循这样一个传说，契之母简狄吞玄鸟遗卵，孕而生契。杨慎则以他渊博的学识揭开该传说的神秘面纱，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根据《礼记·月令》，“玄鸟至”乃春分初候，此日，天子以太牢祠于高禖而求子。所谓玄鸟生商，应该是说简狄在此时按照习俗求子并且验而有孕，而商人对此进行神化，以之来论证殷商有天命福佑。诸如此类因学问渊博而得出的精妙审慎之结论，在杨慎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求异求新，应时适变

针对当时文章繁冗拖沓、陈陈相因的弊病，杨慎提出辞尚简要，文欲求新。他说诗文的内容和形式都要随时代而变，“盖不变则不新，不新则不奇”。杨慎由此进一步提出“同能不如独胜”，认为文学、艺术创作不能盲目效仿前人，应该不断创新，创作出不同流俗的优秀作品。“至音不合众听”“至宝不同众好”，别具一格、富于独创性的作品才能流芳百世。在这种观念引导下，杨慎本人在多个领域开一代风气之先。在哲学领域，杨慎提出“合性情说”，主张情欲应该得到合理满足，反对程朱理学“存理灭欲”之说。这在当时禁欲主义观念桎梏之下，起到了启迪和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的先声。在训诂章句领域，他反对空疏不学，主张探求古音本源，考订名物制度，下启乾嘉之学的兴起。在文学领域上，他批判前七子“宗唐法杜”的复古主义，带来晚明文艺思想的活跃。他的理论和创作引起明代诗风的转变，杨慎的《廿一史弹词》孕育了一种新的文体，开启一代新声，为近世弹词滥觞，在史学和文学上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

崇实黜虚，力倡实学

崇实黜虚，力倡实学，也是杨慎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明代中叶内忧外患不断，社会危机日益加剧。面对时代的呼声，程朱理学无法回应之，而其后兴起的陆王心学过于强调“发明本心”，反而加重了社会矛盾。杨慎认为这都是“道学”徒务空疏所致，他指出陆王之弊在于趋简凭虚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子之弊在于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杨慎所主张的崇实黜虚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做学问要求真求实，务求客观公正。比如他在思想上猛烈批判朱熹和王阳明，却对朱熹治学之顽强精神非常赞赏，也赞扬王阳明对王导的评价。他平生大骂王安石，认为是“古今第一小人”，“王安石误国极矣”，但是他高度评价王安石文章之妙。这都说明他始终坚持客观求实精神，不因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二是做学问要学以致用，要关注自然科学。杨慎对天文、地理、音律、生物、气候、医学等都有广博知识。比如他写过《滇候记》，记录了云南与内地气候之不同，他搜集记录大量古代农谚和各地农谚，说明气候和农业之关系。杨慎对一些动植物也做过详细考察，他考证棉花在梁武帝时“江南多有之”，而不是元代才传入中国。求实的治学之道与他博闻多见和应时适变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见识广博自然能看到时代的弊病与需求，也正是因为能把握时代脉搏，力求日新，他才看到当时社会虚浮不实的弊端，也看到学界游谈无垠之弊端。他由此提出对症的药，就是提倡实学。

(作者刘云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12月1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