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03-26 16:33:03
马克思生态观的巨大理论力量源于其唯物主义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的分析为例
【内容提要】 与绿色左派等指责马克思缺乏生态思想及其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与自然的退化等同起来并加以批判不同,福斯特不仅坚持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明确指出由于该生态观建基于其唯物主义之上,因而具有超乎寻常的巨大理论力量。这既反映在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中,更集中体现于对其不同历史时期三部主要著作的深刻解读中。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与其唯物主义内在关联的独到分析,一方面证明了生态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运动中的指导地位。
作为当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福斯特对绿色左派视马克思为“反生态”的思想家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与自然的退化等同起来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其理论的显著特色和突出贡献在于,不仅肯定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试图证明由于该生态世界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根基上的,因而对于解决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仍具有明显的优势。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其唯物主义有机统一性的揭示,除了反映在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所作一般性历史考察中以外,还集中体现于其对马克思不同历史时期三部主要著作的深刻解读之中。他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与其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的独到见解,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进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不无裨益。
一、彻底的生态分析需以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
随着上世纪初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严峻,探寻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及有效克服的途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头等重要议题之一。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被推到了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一时间马克思及其唯物主义竟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回击绿色左派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否定及对其唯物主义质疑,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首先从考察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形成入手,深刻揭示了其生态思想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提出彻底的生态分析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重要论断。
按照福斯特的说法,绿色左派等对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的指责可谓由来已久。但历经数十年的争论,他们的观点现已十分清楚地被证明为与证据完全不符。因此,许多马克思的批评者、既使是最苛刻的批评者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尤其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生态意识诞生之前,马克思就已开始指责对自然的掠夺行为。从此出发,他关于人类劳动异化的概念早就与一种人类对自然异化的理解联系起来。而在所有对马克思的批评当中,其唯物主义受到的质疑则最为根本。在这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据说已经导致他强调一种类似于“培根式的”支配自然和发展经济的思想,而不是维护生态的价值。于是,马克思变成了一名与崇拜自然的辉格党人相对立的激进的托利党人,成了与浪漫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功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针对上述批评,福斯特严厉指出:这只能表明批评者像当代众多的社会经济学家一样,对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质缺乏足够的认识。而这种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的做法,势必使得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这一更加根本的问题被完全忽略。他们这种片面关注生态价值的做法,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根本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
与马克思批评者的观点想法,福斯特认为整个19世纪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恰恰在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凸现”。该世界观除了根据神圣的天命来解释宇宙万物,还根据“上帝为了人而有目的地创造了地球”等思想对宇宙万物加以解释。而这种世界观的最大敌人最初就是古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科学当中,这种唯物主义被再次复活。在质疑亚里士多德式经院哲学观点的同时,唯物主义也质疑居于目的论中心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随着科学同时也是唯物主义的发展,上帝则被从物质的宇宙中驱逐出去。比如,培根主张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历史现象”,以及达尔文强调它是“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尤其是后者,即达尔文对自然进化论的解释,由于来源于他那种固有的、不妥协的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它同时也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和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成长壮大。
在福斯特看来,以上正是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而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唯物主义哲学而阐发了自己的生态思想。具体说来,早在马克思还是一名大学预科生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伊壁鸠鲁对宗教的批判。后来,伊壁鸠鲁主义成为他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由于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伊壁鸠鲁(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唯物主义只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因此,他在继承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同其思想中固有的那种深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分离。正是这一点,给马克思的著作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巨大的理论力量。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他不仅能够迅速地认可李比希和达尔文的研究成果的事实,而且能够在李比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解可持续发展、在达尔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理解共同进化。
上述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旨在阐明,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与生态思想从一开始就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二者相得益彰。一方面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促使马克思逐步接受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对唯物主义的信仰又为他的生态思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看法与绿色左派的观点迥然有别,即他除了充分肯定在马克思那里有系统、深刻的生态思想外,还明确主张它“之所以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恰恰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而具体说来,这不仅在于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一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其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即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人类与自然异化”的生态批判
对福斯特来说,从马克思生态观的形成方面考察其生态思想与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则在于,他试图通过深入解读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三部主要著作对此做出进一步阐明。其中,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旨在阐明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疏离、异化现象所作的生态批判,则是建基于其唯物主义自然观之上。
福斯特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不仅因发展了劳动异化概念而闻名,而且还因其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具有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他认为这首先与马克思的理论探讨从来就不是纯理论性的,而是始终在关注“现实问题”这一点密切相关。早在1841年4月,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他本想到大学任教,但由于当时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采取镇压措施,致使其希望破灭,于是不得不被迫放弃在大学谋职而转向新闻工作,并于1842年8月在莱茵地区的主要报纸《莱因报》担任编辑。就在担任《莱因报》编辑期间,马克思撰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成为其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他称本文争论的主题——有关农民在公有土地上最终权力被废除的问题,关涉的是“真正的现实生活的问题”,因此,该文既被说成是马克思第一次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同时也被视为他最早关注生态问题的文献。从此之后,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反对把整个地球分割成部分后再分给私有财产所有者,并且为之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其中,马克思通过认真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他涉猎广泛的批判性研究的第一部真正的综合性成果。
福斯特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内涵的生态思想及其与唯物主义内在关联的分析,是从解读马克思对劳动异化概念的发展入手的。他指出,经过马克思改造过的劳动异化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它既包括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又包括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不可分割,这包括他们自身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福斯特看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在其后的生命中总是把自然作为人类身体延伸来看待。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不仅可以通过生产来调节,而且还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生产工具来调节——这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然。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产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写道:“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基于以上分析,福斯特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既是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这种异化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同时,这又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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