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与文化利用：《老人与海》张爱玲译本与海观译本比较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刊发于冬云、宋宝平论文《文化输出与文化利用：<老人与海>张爱玲译本与海观译本比较》。论文聚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复杂的国际政局和跨文化问题，通过比较分析美国作家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张爱玲译本和海观译本，指出两个译本中的美国文化保留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新开始”既折射出冷战时期中美文化对立冲突又互渗互鉴的复杂关系,又凸显出两个译者各自的诗学特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美关系在中国香港和内地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导向，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决定了《老人与海》张爱玲译本与海观译本文化制控方向的不同。1949年以后，美国的驻华部门撤到香港，于1950年成立了香港美国新闻处（USIS-Hong Kong），向香港居民和东南亚华人宣传美国文化。香港美新处在港台推行美国文艺支援体制，扮演文学作品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性的监控角色，以隐蔽的方式行使美国文化在文学翻译中的制控权。1952年9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美国出版，主人公桑提亚哥连续84天钓不到一条鱼、钓到大鱼又失去大鱼仍不失钓鱼冠军信心，如此的美国精神受到主流社会的一致欢迎。同年12月，张爱玲的《老人与海》中一出版社译本在香港问世，其意识形态导向与美国文化输出的目标保持基本一致。由于张爱玲译本诞生于香港美新处的在地文艺支援体制内，赞助人美新处是美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计划背后的意识形态制控方，张译本弘扬主人公山蒂埃戈（海观译本译作桑提亚哥）“没有战败过”的美国精神力量，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输出主流文化价值的意识形态导向高度契合。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冷战格局中，新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关系决定了文学翻译中俄苏文学译介如洪流滔滔，紧跟苏联文坛主流，美国文学翻译寥若晨星。因此，与中一出版社的《老人与海》张爱玲译本比较，内地的第一个《老人与海》中译本海观译本的问世晚于香港的张爱玲译本，其诞生也与苏联的直接影响相关。1955年4月，海明威的俄语译者基斯洛娃在苏联《新闻》周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中高度评价了《老人与海》。同年10月，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茅盾在会见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时，肯定了《老人与海》的艺术成就，并表示“我国《译文》杂志准备发表”。 1956年9月，苏联《新闻》周刊中提到《老人与海》将被译成俄文刊载在杂志上。同一年，《译文》杂志12月号刊载由《译文》杂志社资深编辑海观翻译的《老人与海》全文。海观在《译后记》中明确了翻译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理由：海明威有别于一般的欧美作家，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国际友人，他的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并不对立，且获得了苏联同事们的认可。海观的《老人与海》译本在冷战时期，在新中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的特别历史时期，强化海明威支持正义战争、支持中国、亲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等经历，以及该作品的古巴场所。放诸冷战国际局势和强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国内语境，海观的译本带有鲜明“进步性”文学的阶级属性。海明威作为一个有正直良心的作家，用接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被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一致认可的优秀作品，并在小说中表现古巴渔民疾苦、弘扬斗争精神。这样的美国作家作品领先于同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文学创作，契合《译文》主编茅盾在《发刊词》中提出的《译文》办刊主旨。

《老人与海》1952年的张爱玲译本和1956年的海观译本作为同一时代的两个中译本，两个中译者背后共同的中国文化传统却赋予其共同的对外国文学文本的文化归化立场。两个译者不约而同，或有意忽视，或无意过滤了桑提亚哥和马诺林在钓鱼这一传统劳动职业行当里的师徒传承关系，刻意强化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之间温暖有爱的社会化伦理关系。这种归化处理，既是对文学文本源语文化的误读，又是文学经典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增值。张爱玲和海观以各具特色的诗学建构，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带入中国文化中的“新开始”。历史地考察和打量冷战背景下《老人与海》中译本在两地的“新开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翻译在异质文化交流中的疏隔共情桥梁作用。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曦

[责任编辑：杨凡、王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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