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中国大学生心理困扰发生率的影响机制：性别有影响吗？_学术聚焦_专家咨询团_理论频道

重点内容：

•中国大学生心理困扰的发生率极高。

•女性心理困扰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

•性别调节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的影响。

•男性大学生主要依靠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心理弹性对抗心理困扰；女性大学生则主要依靠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来减轻心理困扰。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困扰发生率的性别差异，以及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中国大学生心理困扰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同时性（横断）数据调查方法。分别选用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10-item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和12-item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对1400名中国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进行测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性别在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的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心理困扰具有极高的发生率(90.86%)，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94.07%)显著高于男性(89.11%)。男性大学生中，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相比，心理弹性与心理困扰的关联更强(−0.18 vs.−0.16)；与此相反，女性大学生中，心理弹性与心理困扰的相关不显著，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则与心理困扰具有更强的关联(0.01 vs.−0.31)。总之，与男性大学生相比，女性更容易产生心理困扰。性别调节了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

1.引言

大学生正经历着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发展过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使他们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例如,以往研究发现，16至24岁个体精神障碍的发生率最高(Slade et al., 2009)。大多数大学生处于这一年龄阶段，发展成精神障碍的风险最高。尽管与同龄非学生(non-students)相比，大学生似乎具有一些优势；事实上，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更高(Cvetkovski et al., 2012)。美国国家大学生健康评估(American National College Health Assessment) 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因为抑郁而经历生活困难，近十分之一的学生过去的一年里曾考虑过自杀(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2009)。此外，随着青少年和青壮年人群中精神障碍发生率的温和增长，大学生群体中精神障碍的发生率则表现为较大幅度增长(Hunt and Eisenberg, 201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从1989年到2001年，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自杀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关于特定类型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饮食失调、严重药物滥用和慢性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一直稳定，但情绪问题的发生率有所增加(Benton et al., 2003)。其他一些实证研究也报告了情绪问题的高发生率(Cvetkovski et al., 2012; Zulkefly and Baharudin, 2010)。因此，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在大学生的心理困扰上，因为心理困扰是一种非特异性的负面情绪，它包含了焦虑和抑郁的综合感受，与精神障碍密切相关(Kessler et al., 2003)。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龄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有所增加。根据最新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2015年中国大学生人数增加至3700万，是世界上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大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大学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源，包括失去或减少以前的社会支持网络，需要结交新朋友，学习上的挑战，经济方面问题，以及一些潜在的创伤性事件(例如，危及生命的疾病和躯体暴力)(Galatzer-Levy et al., 2012)。所有这些压力源都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在英语等国际期刊上。其中，一些学者仅研究了单纯的焦虑、抑郁(Wu et al., 2015)和心理健康问题(如，偏执意念和精神质)(Liu et al., 2017)。因而，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困扰的发生率，这是一种较温和的心理健康问题，但它影响更多的个体，特别是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

大量证据表明，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Haddadi and Besharat, 2010;Hu et al., 2015; Thoits, 2011; Werner-Seidler et al., 2017)。然而，学界对心理弹性的定义仍然缺乏共识，存在争议。现有研究采用的操作定义多是：心理弹性是一种人格特征，它可以帮助个体应对负面压力并保持健康(Ong et al., 2006)。根据这一定义，心理弹性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内部资源之一，它使他/她能够对抗压力源。此外，与自尊、外向性等其他个性特征一样，心理弹性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相比之下，社会支持则是缓冲压力源负面效应的最重要的外部资源之一(DeLongis and Holtzman, 2005)，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条件下，它是相对变化的。当然，即使个人没有面临任何压力源，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可以直接受益于社会支持(Adamczyk and Segrin, 2015)。先前研究表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比实际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Hefner and Eisenberg, 2009)。因而，本研究关注的是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而非实际社会支持。关于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较少。一些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积极作用(Wilks and Croom, 2008; Wilks and Spivey, 2010)。当然，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也会对作为应对过程一部分的寻求社会支持产生积极影响(DeLongis and Holtzman, 2005)。因此，本研究假设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两者间是相互影响的(H1)。本研究的另外两个假设则是，心理弹性降低了心理困扰(H2)，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负向影响心理困扰(H3)。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抑郁(Hankin et al., 2007; Piccinelli and Wilkinson, 2000)。这种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应激反应模型来解释，应激反应模型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应激反应的性别差异(Hankin et al., 2007)。这种反应的差异之一在于女性更重视社会支持在应对压力源方面的作用。一些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大的社交网络(Caetano et al.,2013)。此外，社会支持在降低女性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方面比男性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Kendler et al., 2005)。尽管有上述发现，然而，仍不清楚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症。因此，压力反应模型中可能包含了其它可以解释女性抑郁症较高发生率原因的变量。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应对资源，心理弹性对抑郁的保护作用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女性抑郁发生率更高的见解。然而，很少有研究对此给予足够关注。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女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发生率是否高于男生，以及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2.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同时性（横断）数据调查方法。本研究获得山东大学护理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2.被试

研究对象为来自全国6个省13所高校的大学生。数据采集过程中，均为面对面施测，采集时间为2016年，采集前均获得被试口头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00份，回收率为93.33%。数据采集时，被试平均年龄为19.15岁(标准差 = 1.21年)。鉴于高年级大学生很少，表中只列出了两个年级组(即新生vs.非新生)。新生即为大学一年级学生。

2.3.测量

心理困扰。运用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 (K10)测量大学生过去4周内的心理困扰(焦虑和抑郁的混合感觉)。中文版本的K10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Huang et al., 2009)。该量表共有10个题目，选项从1(从未感觉过)到5(一直有感觉)共5个等级。本研究中K10的Cronbach’s alpha值0.89。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K10的建构效度进行了检验，所有因子负荷均在0.53以上。测量结果总分大于等于16分，表明存在中度到重度心理困扰(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Victoria, 2008)。

心理弹性。本研究使用10个题目的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来评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因为该量表比25个题目的量表具有更稳定的因子结构和更高的信度(Hartley, 2012)。两种量表最重要的区别是，10个题目的量表没有包含评估信念、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题目(Campbell-sills and Stein, 2007)。参与者采用5点计分制为每个题目打分，从0(完全不正确)到4(几乎总是正确)，10个题目的平均分越高，表明心理弹性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91。最小因子载荷为0.65。

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本研究采用包含12个题目的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 (Zimet et al., 1988)来测量评估来自家庭、朋友和重要他人的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每个分量表(维度)包含4个题目。采用7点计分制，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12个题目的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就越多。本研究中，家庭分量表、朋友分量表和重要他人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86、0.89和0.86。所有因子载荷均在0.85以上。

2.4. 数据分析

首先，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卡方检验，以比较不同特征(尤其是性别)参与者的心理困扰发生率。

其次，利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检验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困扰之间的相关性。以上分析采用SPSS 22.0 (IBM Corporation, Armonk, New York, USA)软件进行。

第三，采用AMOS 22.0进行SEM，以检验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的影响。SEM与传统回归分析相比的优势之一在于，因为它可以同时考虑问卷的测量误差，从而更准确地计算一个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大小。AMOS提供了几个指标来确定假设模型与观测数据的吻合程度。考虑到c2对样本量的敏感性(Hooper et al., 2008)，以及本研究的大样本量，当c2/df 5时表明是一个好的拟合。此外，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值 0.08是可接受的， 0.05则是优秀的。在拟合良好的模型中，拟合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和Tucker Lewis指数(TLI)应该 0.90。

最后，运用SEM的多群组分析，探讨性别在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影响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多群组分析通过对测量模型的系数(measurement weights)、结构模型的系数(structural weights)、结构模型的协方差(structural covariance)、结构模型的残差(structural residuals)和测量模型的残差(measurement residuals)施加连续的限制，并迫使它们在不同的组(比如，男、女大学生)中保持相同，来测试模型的不变性。

3.研究结果

我国大学生心理困扰(K10 16)的发生率为90.86%。女大学生心理困扰的发生率(94.07%)显著高于男大学生(89.11%；c2(1) = 9.57, p = 0.002)。此外，非大学一年级新生心理困扰的发生率(95.20%)显著高于大学一年级新生(89.81%；c2(1) = 7.64, p = 0.006)。

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均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此外，心理弹性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呈正相关。

SEM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勉强可以接受(c2/df = 5.23, p 0.001, GFI = 0.93, CFI = 0.94, TLI = 0.94, RMSEA = 0.06)。为进一步提高拟合度，参照修正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具体来说，在最终的模型中，允许四对误差项相互关联。从而得到了很好的拟合(c2/df = 3.73, p 0.001, GFI = 0.95, CFI = 0.96, TLI = 0.96, RMSEA = 0.04)。心理弹性(β = -0.14, p 0.001)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β = -0.18, p 0.001)得分越高，心理困扰程度越低。此外，心理韧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 = 0.69, p 0.001)。

多群组分析结果表明，“restricted measurement weights”与“restricted structural weights”的拟合优度统计量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男女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男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困扰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显著高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0.18 vs. -0.16)。与此相反，女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心理困扰间的相关不显著，但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困扰间的相关显著(0.01 vs. -0.31)。当然，女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可能与心理困扰间接相关，因为心理弹性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r = 0.80)。结果表明，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困扰间的关系在不同性别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差异。

4.讨论

中国大学生心理困扰发生率为90.86%，比澳大利亚大学生(83.9%)高约7%(Stallman, 2010)，显著高于中国农村普通人群(32.9%)(Feng et al., 2013)。这一结果表明，大多数中国大学生存在中度至重度的心理困扰，这可能对他们的健康和学业成绩等产生不利影响。因而，高校管理者应提高普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水平，筛选出有严重心理困扰的大学生，并对其进行有效、及时的心理健康干预。

女大学生心理困扰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这与一项针对美国大学生(Eisenberg et al., 2007)和一项针对中国农村普通人群(Feng et al., 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另一项使用Symptom Check-List-90量表(Liu et al., 2017)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男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严重。这表明，在研究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时，应重视心理健康问题的具体类型及其相应的测量工具。此外，新生报告的心理困扰发生率低于非新生。但考虑到当前样本中非新生的比例相对较小(19.36%)，这一结果还需要更多包含年级均衡参与者的研究来验证。

毫不奇怪，即使考虑到SEM方法的测量误差，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困扰间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仍然得到了验证。此外，本研究亦发现心理弹性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具有高度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大学管理者和教师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心理弹性(相对稳定，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应该采取措施鼓励他们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以防止出现严重的心理困扰。

本研究发现，性别调节大学生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男大学生的心理困扰与心理弹性的关系更密切，而女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则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更密切。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比男大学生更为密切，这一结果与之前的一项研究结果一致(Kendler et al., 2005)。在男大学生中，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比女大学生更密切，这是一项重要的新发现，部分原因是，据我们所知，迄今几乎没有研究关注这一主题。这些应激反应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女大学生心理困扰发生率较高的原因。作为女性对抗压力的最重要资源，社会支持不如心理弹性稳定(Bíró et al., 2016)。在许多情况下，女性社会网络可能不能提供充分和及时的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社会支持将成为另一种压力源，导致女性出现额外的情感问题(Dalgard et al., 2006; Kendler et al., 2005)。相反，心理弹性则可以为男性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源来对抗压力。因此在压力下的反应差异可能使女性更容易产生心理困扰。

四对误差项是相关的，当有强大的理论支持它时，这是可以接受的(Hooper et al., 2008)。以B9和B10的误差项的相关性为例。一个参与者对B9(“我真的觉得我很没用”)和B10(“我经常觉得我没有任何优点”)的回答可能受到他/她的抑郁特征的影响。因此，它们的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得到现有理论基础的支持。

目前的研究存在几个局限性。首先，虽然SEM被用来估计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的确切影响，但它仍然是基于横断面设计。因此，本研究中呈现的因果关系仍然是理论性的，并不能被我们的数据所验证。第二，与中国大学生的巨大数量相比，本研究的样本量仍然偏小。最后，考虑到人格特征和社会网络都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人比西方国家的人更注重人际关系)，本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心理弹性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困扰影响的性别差异，应谨慎推广到其它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发生率极高。其中，女大学生报告的心理困扰发生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性别调节心理弹性、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女大学生的心理困扰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的关系更为密切，男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则与心理弹性的关系更为密切。

作者：张明亮，张建梅，张锋，张丽，封丹珺

（注：本文为《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the effects of resilienc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Doe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的中文翻译稿，该文2018年9月发表在SSCI期刊《Psychiatry Research》上，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学界关注，SSCI、SCI引用愈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