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建设的中外思想资源_学术聚焦_专家咨询团_理论频道

美丽中国建设的理念，并非悬空思索而来，而是在充分汲取中外智慧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国情，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之路做出的科学而美好的构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人的全面发展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是一体两面，不可截然分开。人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实现自然的人化，这同时又是一个人按照美的原则重构自然的过程。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美的规律”的基础的劳动，应该并非以制造和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为目的之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以表现和发挥人本质力量为目的之人学意义上的劳动。因为马克思在此段话之前写道：“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又说：“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马克思在这里把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相比较，所强调和突显的是劳动的非功利性、非谋生性，只有这样一种劳动，才有资格成为“美的规律”的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人改造自然界从而使自然人化的劳动，并非像动物那样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出发占有自然资源，而是从人的审美标准出发，以美学的原则来重建自然、美化自然。从这一角度来看，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过程，也就是人逐渐走向全面发展走向自由的过程，也就是逐渐走向主客体高度统一的审美实践过程。美丽中国建设无疑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古代儒家讲仁爱，认为人的仁心不仅要施于同类，也要施于万物，这就是早期儒家仁民爱物、万物同体的理想政治和理想世界。之所以会有这种生命关怀，孟子认为是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实际上这是孟子把人的经验情感形而上学化了。如果从发生论而言，这种生命关怀乃是基于某种休戚与共、唇亡齿寒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存在于理性与直觉之间，从千万年种族延续的经验积淀下来，内化为整个人类族群的集体无意识。从这种生命共同体意识出发，儒家生命哲学并不主张战天斗地、宰割自然，而是主张感恩生命、感悟自然、敬畏天地、关怀万物。儒家讲“格物”，除了格日常生活、洒扫应对，格自然万物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要求人在自然界中仔细观察各种自然物的存在状态，从草木枯荣与四季更替等自然现象中获得知识及内心对世界的感悟。比如理学家们，周敦颐“窗前草不除”，程颢“观鸡雏”，从中体味自然生机和仁心萌动之间的微妙处。从格物的体悟中，儒家体会到人的一生一方面要乐天知命，顺应自然，效法自然，体悟自然，对不可知力量心存敬畏，这样可得平安喜乐；另一方面要自强不息，效法生命的顽强和力量，从而活的不苟且、有价值、有担当。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对于自然之美的发现和领悟，中国先民最早把价值维度、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融合为一，中国文化因此呈现出物我浑然的审美意境。

生态问题是全球问题，生态危机是全球危机，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生态问题源于现代化以来工业化大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所以西方人对生态问题的反思往往伴随对于现代化的反思。西方生态思想普遍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是文明飞速发展的阶段，但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西方生态思想学派众多，比如以彼得·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主张，痛苦与快乐的感受能力是道德关怀的充分条件，动物的天赋价值赋予他们不受苦的权利。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提出要“像山那样思考”，“正如鹿害怕被狼吃掉一样，山也生活在对鹿的恐惧之中。”强调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把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非实体的“整体”视为道德关怀的对象。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建立起对生态整体的尊敬、欣赏和热爱。史怀泽生物中心论以“敬畏生命”为宗旨，把一切有生命之物都纳入道德义务的范围。他指出要用“现实的、充满生命的世界概念取代无生命的世界概念”，并以此严厉抨击把自然看成是无声的、僵死的、无生命的物质的科技理性主义。深层生态学，是由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1972年所阐发的，它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原则上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当然，正如现实所示，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但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若无充足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深层生态学的另一个基本准则是：随着人类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全面的世界观应将动物伦理、生物中心论与大地伦理都纳入其中，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事务提出深层的问题并寻求深层的答案。

西方生态思想各种流派和运动曾围绕非我之物是否存在天赋价值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但有一点大致得到普遍认同：即应反思独断理性主义和科技万能论，主张限制向自然的无限扩张和侵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主张要承认理性和科学的有限性，承认非我之物自有其生存的天赋权利和天然道德价值。所以，人类应该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善待生命。蕾切尔·卡逊在其代表作《寂静的春天》中，用大量残酷案例揭示了以杀虫剂为代表的化学药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期望人们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与虔诚，尊重生命、善待自然，不要再用所谓科技来破坏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否则终有一天，人类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敬畏一切生命是史怀泽生命伦理学的基石。“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对东方传统价值观予以崇高的评价，认为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很多西方生态哲学思潮从批判和反思现代性和科技理性出发，走向自然神性论和万物有灵论。这与源于原始自然崇拜的儒家生命哲学殊途同归。我们往往习惯于讨论这种将自然万物赋予神性和灵性的思想是否科学，其实这种思维惯性将再次堕入唯科学主义和理性独断主义的泥淖，并且对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毫无价值。就中国哲学而言，对于不可知力量保持心存敬畏，对于天地父母心怀感恩，对自然心怀关切，对万物心怀赞赏与爱，这些情感乃是生命力的自然流淌，是对美好而诗意生活的自然想象，不必一定贴上宗教神学或者反科学的标签。19大报告中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生命共同体”“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等概念不断被反复提出，无疑意味着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西方生态思想以及儒家生命哲学的优秀思想资源，呈现出对现代性的自觉反思和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以及对生活审美层面的更高追求。这是令人欣喜的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研究”阶段成果)

作者：刘云超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