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中的社会信任—基于新闻接触与受众特性的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间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维持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但长期以来，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负面的新闻报道会引发公众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的消极评价。一方面，新闻媒体是塑造社会成员对信任感知和风险评价的重要来源，媒介对负面新闻的频繁报道，会导致公众对当下社会环境、等做出误判，迫使其以防御、戒备的状态应对内心的恐慌感；另一方面，基于涵化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等，受众会错将“媒介现实”当作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在脑海中建构对当下社会整体的共同刻板印象。那些充斥着耸人听闻的事件、阴谋和丑闻的负面新闻会使公众产生同情疲劳并变得冷漠、麻木，于潜移默化之中形塑公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随着时代发展与媒介变迁，反转新闻逐渐成为当前较为常见的一种新闻现象。反转新闻是在我国新媒体环境中出现的新事物，其首发报道的新闻主题一般与负面新闻相似，以单方面描述危机、攻击、道德谴责、丑闻等为主。万晓燕、 王胜源发现，2014-2016 年的反转新闻主要聚焦于“社会伦理道德”、“警情法治”、“医患纠纷”、“官员作风”等。这类话题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极易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造成集体焦虑与社会恐慌。另一方面，反转新闻首发报道往往是片面或不准确的，后续披露的事实不断反转，容易引发公众对新闻报道真实性、准确性，甚至整个媒体行业道德伦理的质疑。 因此，反转新闻或许较负面新闻更容易左右公众对事件及周边环境的认知与评估。

以往的反转新闻研究多集中于特点、规律的总结，未能涉及“反转”的前后过程对公众的一贯社会信任感所造成的冲击，也未清晰阐释与探讨反转新闻与负面新闻之间，负面新闻、反转新闻与社会信任三者之间的交叉影响作用。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反转新闻、负面新闻与社会信任三者间的关系，并希望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媒体报道对构建社会信任、营造舆论环境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新闻媒体责任，加强公众新闻素养与制度信任提供社会学、传播学层面的经验支撑。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社会信任的理论回顾

基于“信任对象”这一维度，学术界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与社会信任（social trust），或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与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人际信任或特殊信任作为一种“放心关系”，是以亲缘关系或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只对自身所处的内部群体给予相信和善意的信任类型。而社会信任则产生于社会关系的互动之中，既受个体的心理影响，也受特定的文化习俗、 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与形塑，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关系中他人或机构能按照其所预期的去履行各自职责与义务的主观期待。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精细化，以及日益加深的风险全球化趋势，单纯的人际信任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于今，更强调信任的社会属性，即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在危机时期对公众舆论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鲍斯菲尔德（Bousfield）与同事在研究中指出，大多数公众往往基于信任感，作为理解复杂或风险议题时的主要方法。陈忆宁在分别就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对美国牛肉进口台湾危机、福岛核泄漏危机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媒介的使用对公众理解、感知风险议题与政府政策起到一定影响，但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高低是决定公众接受风险与支持公共政策的关键变量。郑沅教则对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进行研究后发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不仅对提升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有积极影响，还与社会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一道成为促成韩国公众参与弹劾朴槿惠集会的重要变因。

但是，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院长德利·卡皮尼所说，“社会政治利益和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当前,国内关于社会信任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主要围绕社会信任在个人、组织以及社会层面的构成因素、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疏于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探讨媒介使用与社会信任间的逻辑关联，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为此，本研究从媒介使用、媒介报道方式入手，具体探讨负面新闻熟悉度与反转新闻接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二）负面新闻与社会信任

负面新闻或称之为新闻报道中的负面基调（Negative tone）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其出现与人类进化过程，以及媒介市场的商业化竞争有关。首先，作为进化过程的结果，人们天生就密切关注负面新闻，并养成对该类新闻的消费习惯。已有研究证明，受众更偏爱负面新闻中对冲突和丑闻的描述，而越是消费该类新闻，公众越可能变得愤世嫉俗。其次，负面新闻因为更吸引眼球，更具戏剧性，所以有助于媒体间争夺受众的注意力。纳瓦德、纳西尔等人（Naveed, Nasir, etal.）发现，负面新闻在推特上传播得更快，并且用户的负面情绪会增强该类新闻的传播速度与话题强度。 因此，随着新闻机构经济压力的增大，负面新闻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网络时代，新闻报道的发布数量变得不再有物理限制，用户们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最新的新闻。而算法分发的干预，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且易于只获取个人感兴趣的新闻。由此，咄咄逼人、夸大其词，并带有一定误导性的标题与内容成为有效提升点击率的手段。这类关注冲突、暴力、丑闻等的负面新闻会使公众变得冷漠，从而助长“犬儒主义的螺旋”的形成。

帕特森（Patterson）认为，正是由于大众媒体较过去更频繁地报道负面新闻，才会持续引发公众对政府以及政策的不满。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们从负面新闻内容与受众认知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探讨。在负面新闻内容方面，莫伊（Moy）等发现，负面新闻会造成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不止负面新闻，记者的负面评论与媒介转载的不文明话语也会使公众对新闻主人公及其所处的体制产生反感，并对社会信任造成负面影响。甚至那些没有事实依据的隐喻型负面信息都会对观众的认知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还有学者从受众认知维度——基于受众记忆、情绪等对负面新闻进行了研究。约翰斯顿（Johnston）及同事的研究结果发现，接触负面新闻的受众会较他人显示出更多的焦虑和个人担忧倾向，并容易进一步引发其他心理上的不良反应。例如，过度的消极认知，以及加速刻板印象的形成。这是由于个体的情绪状态与记忆是一致的，受众对于新闻中的负面场景产生的情绪越强烈，其记忆也越长久。因此，那些看似被淡忘的消极情绪与负面记忆，将在个体未来做出某项重要决定之时被重新激活，致使在恶性循环的情况下延续不信任。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研究假设 1 ：受访者的负面新闻熟悉程度对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消极影响。

（三）反转新闻、负面新闻与社会信任

如前所述，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反转新闻概念的界定与类型的归属并未达成共识。然而，通过梳理近几年的反转新闻及其引发的舆论反转过程可知，反转新闻并非指一种具体的新闻形式或主题内容，而是强调一种由首发新闻报道与后续新闻报道事实不符或前后矛盾而引起的新闻与舆论的反转过程。由此，本文将反转新闻界定为一种由首发新闻报道中片面、失实或虚假内容引起的新闻与舆论的纠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报道从真到假再到真，或由先从假再到真，舆论表征也经历了由矛头指向一方转向另一方的变化态势”。类型归属方面，根据伦盖威尔等对负面新闻的界定，即负面新闻在新闻内容框架与报道主人公的描绘中“多以批评、怀疑、攻击、道德谴责、丑闻、不当行为指控、侮辱等单方面描述为主”这一定义来看，反转新闻应属于负面新闻的范畴。

反转新闻作为我国新媒体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其相关研究仅限于国内。纵观既有研究，多以案例为主，围绕反转新闻的现象成因、业务反思与机制策略三个方面进行。在探讨反转新闻的影响的有限研究中，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其消极影响更甚，尤其是在公众认知信任、媒介公信力、同情心与社会关注度等方面。首先，就认知信任而言，王一凡等通过调查发现，尽管反转新闻最终对首发不实新闻进行了纠正，但却无法彻底纠正首发不实新闻所造成的受众对涉事群体的认知信任危机。其次，反转新闻的频繁发生，致使公众产生了一种“期待 新闻反转”的心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长此以往，在交叉效应的影响下，公众不仅对自媒体，还会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产生负面刻板印象。第三，就同情心而言，同情源于同理，是帮助社会成员站在对方立场主动体察他人境况，并由此促进彼此理解，加深合作的重要条件。心理学早已证明，持续、长久地接触某一不幸境况会致使人们产生“同情倦怠”心理。而近年来，反转新闻在题材上或是利用当前社会的个别突出矛盾，锐化不同群体间的冲突 ；或是挑战社会道德规范，导致公众产生同情倦怠，削弱社会凝聚力。正如《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所说，当前我国呈现断崖式下滑的社会整体捐赠量与近几年“罗一笑事件”、“王凤雅事件”等舆论反转事件所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有关。第四，几乎每一次反转新闻都会引发舆论反转的热潮，侵占过多的公众注意力，掩埋同一时期本应被关注的重大公共事务新闻，造成社会关注度与社会参与度的浪费。

通过梳理既有研究不难发现，其一，既有研究未能将反转新闻嵌入当前整体社会背景下探讨其对社会信任所造成的影响。其二，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已完结的反转新闻事件或后续的舆论反转现象讨论其成因及影响，而反转新闻之区别于其他新闻形式，主要在于其过程中的不断反转，及这一变化所引发的舆论影响。相关研究已指出，负面新闻不仅会影响公众短期的信任态度，还可能会对其长期的信任行为产生潜伏影响。因此，仅对接触反转新闻后的新闻效果及影响进行讨论，将难以检验“反转”这一变化是否引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引发社会成员对社会基本观念的认知、态度，甚至行为意向的变化。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

研究问题 1 ：接触反转新闻前，公众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如何？

研究问题 2 ：接触反转新闻后，公众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较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有何变化？

研究问题 3 ：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

研究问题 4 ：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对其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是否被负面新闻熟悉度所调节？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检验受访者在接触反转新闻前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因此，在第一部分中并未向受访者展示任何相关新闻报道。第二部分旨在向受访者展示反转新闻中的首发新闻报道与纠偏新闻报道。为此，在此部分中，受访者将先阅读一段以网络慈善求助为主题的首发新闻报道，并在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再阅读一段对该首发新闻报道进行纠正的新闻报道。第三部分旨在检验受访者在阅读完以上两则新闻报道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为保证测量的信度与效度，该部分中的社会信任量表与第一部分使用的量表一致。第四部分则为后续调查，包括检验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问题，本研究于2018 年2月至4月通过网络问卷平台，面向中国境内及境外18-60 岁的中国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322份，实际成功收回有效问卷1020 份。

四、研究结果

1. 研究假设1的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1检验了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是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造成影响。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负面新闻熟悉程度对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67，p<0.001），即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越高，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反之，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越低，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也相应越低。因此，研究假说1 不成立。

研究问题 1 与研究问题 2 的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是否在接触反转新闻后产生了变化，本文首先对受访者接触反 转新闻前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研究问题 1）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的原始社会信任平均水平为 2.9，表明即便还未接触反转新闻，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度也呈普遍较低水平。

随后，本文通过配对样本检验，对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后的社会信任水平（研究问题 2）进行了比较。据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在接触反转新闻前、后的均值差为0.112，t值为5.771，Sig 值（p值）为 0.001，表明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在接触反转新闻前、后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发生了明显下降。

3. 研究问题3的检验结果

研究问题3旨在探讨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 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和是否党员因素后，他们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800，p<0.001），即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反之，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其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也越低。

4. 研究问题4的检验结果

研究问题4检验了负面新闻熟悉度是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起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熟悉度越高，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对接触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影响作用则越小。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负面新闻熟悉度、反转新闻接触对个人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反转新闻的接触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稳定性，不同的负面新闻熟悉度会对个体原始、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产生加强或减弱的差异化影响。虽然负面新闻与反转新闻的接触对公民整体社会信任感具有一定削弱作用，但是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之前接触负面新闻的频率、卷入程度等会弱化后续因负面新闻或反转新闻所引发的负面效果。针对以上研究发现，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整体偏低。考虑到样本来源的横截面性质，这一结果的出现有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近70%的受访者为“80 后”与“90 后”。《2018年社会心态蓝皮书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各年龄群体的幸福感均值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00 后”和“40 后”的幸福感最高，而“80 后”，尤其是“90 后”所感知到的幸福感最低。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中，“80 后”与“90 后” 群体占比最高，对互联网的使用粘性最强。由此可以推测，垃圾信息的超载、负面新闻的散播、网络“丧”情绪的渲染，以及消费、物质主义倾向的增长也是造成该年龄段群体对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产生焦虑与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其次，不同的负面新闻熟悉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具有增强或削弱作用。而且在追加分析中发现，负面新闻熟悉度低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明显低于负面新闻熟悉度高者（平均值分别为 3.023 和 2.770，t值为 -4.09，Sig值为 0.001）。虽然这一结果与认为负面新闻会引发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并造成政治不信任的前人研究结果相矛盾，但却支持了“预防接种理论”的观点。即那些早已频繁地卷入到反面信息中的个体，如同被注射了预防疫苗一样，是不会轻易地被说服或改变立场的。只有那些自身所持观点从未遭受质疑与反驳的个体，才会在遭受反面信息攻击时，轻易改变其态度或立场。在本研究中，即便被称为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也并非（也无法追溯）受访者的初始社会信任水平，而是已经被现实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不断打破与重塑后的社会信任状态。因此，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熟悉度越高，意味着其在近2年间对聚焦于与社会成员所普遍持有的社会规范相悖的新闻内容接触较为频繁，越较之熟悉度低的受访者，更早、更频繁地卷入负面信息中，也就越早的对负面新闻产生“免疫力”。由此，当再次接触负面新闻信息时，与较少接触负面新闻的受访者相比，对负面新闻熟悉度高的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将较少地受其影响。

其三，反转新闻接触对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消极影响。这一结果不但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也进一步表明了：一方面，社会信任水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极其脆弱且会随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长期的社会观察、互动，以及媒介现实的建构而浮动的。另一方面，不论是普通的负面新闻还是特殊的反转新闻，都不仅会影响受众的短期社会信任，还会对社会信任造成长期的影响。再者，检验结果还表明，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是影响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诺里斯曾指出，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取决于个体之前的政治信任和参与水平。因此，一方面，如果受访者之前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且对反转新闻的接触是基于个人偏好而有意为之，那么反转新闻对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无疑将被削弱。另一方面，根据预防接种理论的观点，受众对两面信息的接触频率与卷入度越高，就越不可能被随后出现的负面信息所影响。考虑到部分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已经受到过来自负面新闻熟悉度的影响，对反转新闻与负面新闻的卷入度相对较高，既具备一定的“免疫基础”，又对负面信息具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因此，负面信息或反转信息的再次出现非但不会削弱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还会成为使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既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催化剂。

其四，负面新闻熟悉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 节作用。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其一，反转新闻是一种较负面新闻而言，更会引发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新闻形式。不同于负面新闻，反转新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一波三折的现象，并伴有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反转与一系列的不实信息。因此，即便最终事实的本质会显现，受众仍会不可避免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中产生被人愚弄的愤怒与失望情绪。其二，本文的追加分析表明，负面新闻熟悉程度较低的受访者本身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就低于负面新闻熟悉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因而导致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降幅低于负面新闻熟悉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即，对那些原本社会信任程度就较低的人而言，负面新闻报道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是个体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在媒体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关系上起到了调节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向受访者展示的反转新闻刺激物中仅有一次剧情反转，并未真实还原 现实情境中反转新闻所带有的剧情连续反转，舆论反转热潮与不实相关信息频发等特征。因此，负面新闻熟悉度较高的受访者还有可能是被反转新闻激活了此前的个人遭遇或负面刻板印象或才导致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降幅更大。已被研究证实，受众会凭借着当前的个人担忧、知识水平等优先选择性关注与自身遭遇相关的负面信息，并导致过度演绎个人担忧与环境威胁。而此前由负面新闻所产生的负面刻板印象一旦被新的负面新闻激活，便极易与先前的负面印象相融合并延续下去。所以哪怕反转新闻仅仅只是作为单纯的实验刺激物再次出现时，对负面新闻熟悉度较高的受访者也可以不假思索地调出之前的回忆，对其进行负面评价。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实验与问卷结合的量化研究方法，在发现负面新闻熟悉度、反转新闻接触对原始、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影响的同时，也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虽然本研究并不能直接证实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却间接证明了新闻的负面基调与框架在建构和重塑社会信任方面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从媒介社会学、政治传播学角度，为今后更好地维护社会信任，缓解社会信任危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经验性解释。

（作者：孙源南 吴玥 钱兵  本文载于《新闻记者》 2019年12期 有删减）

[责任编辑：杨凡、王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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