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的生态文明”：理论内涵、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_成果分享_专家咨询团_理论频道

摘要： “高度的生态文明”是在生态文明基础上实现美丽中国的价值样态，它颠覆了传统资源观的物欲化发展方式，秉持了社会领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理性，检视了自然-社会生态圈良性循环对人发展的终极意义，调适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治理误区。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是激发国家、社会、人民合力并举的持续性事业，须大力培育生态公民的文化基因，实施生态增量方案；须积极扬弃工业化体系的发展模式，实施国家战略的绿色范式；须及时构建生态风险评估机制，激发终身问责机制的惩戒效力。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我国生态环境涅磐重生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建设工程。

一、“高度的生态文明”的内涵解读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生态是“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但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

（一）“高度的生态文明”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发展

“高度的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与中国具体实践及紧密结合，建构的生态文明新理念。“高度的生态文明”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精髓，立足马克思主义“两个和解”的生态思想，与时俱进地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应运而生的重大生态理论成果，创造性解答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绿色发展观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闪耀着生态思想的先进因子，以儒、释、道等为主体的思想文化培育了公民的生态意识，以天地自然观等伦理观念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基因，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高度的生态文明”呈现实践的五大效能特征

“高度的生态文明”是一般生态文明的“升级版”。一是有利于呈现生态循环圈的“新画风”。人与自然达成了本质意义上的和谐共生，有效统筹了山水林湖草的自我循环通道，形成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和复合生态系统生命圈的自主调和，自然界呈现宁静、和谐与美丽的“新画卷”。“高度的生态文明”有利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和解”思想，达成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解的新境界，实现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合二为一。二是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模式。“高度的生态文明”有利于积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思想，在资源约束下破解了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难题，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扩展了自然生态修复的时间和空间形态。“高度的生态文明”有利于有效推动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实现国家顶层设计与社会基层实践的生态耦合。“高度的生态文明”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转型，修复工业化时期留置的负面效应，探索后工业社会的新治理模式。

（三）“高度的生态文明”形成了自然伦理的新样态

“高度的生态文明”是在修复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系统进行生态改良的一种新环境公正理念，着重凸显自然与社会价值的整体性。这种生态观既关注人的权利，更强调对自然的关怀与责任，呈现人与自然的新型生态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的辩证统一体”。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系统理念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一是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二是自然原始系统的生态圈与人工系统的社会圈均衡运行，形成生态立国的主体意识；三是经济生态系统形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的现实挑战

在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的约束下，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不仅受制于传统习俗、制度的羁绊，更受制于多元利益主体难以摆脱资本逐利的“纠缠”困局，自然客体走向自然主体依然任重道远。

（一）资本逻辑无限逐利的挑战

资本逻辑具有无限逐利的反生态性，人与自然界的一切要素都将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这决定了生态治理必然遭遇资本异化的困境。马克思转述了资本的本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的逐利逻辑始终主导影响人们的发展观、生活观与价值观。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在利用资本价值、限制资本价值与超越资本价值之间保持必要“弹性力量”。无数的自然灾害事件表明，生态危机的泛滥与资本扩张的反生态性有着本质的因果关系。

（二）生态治理难以集体行动的挑战

多元主体治理理论在学界颇受支持，但在实践领域依然困难重重。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对生态治理的利益妥协让渡，但对每个利益主体而言，让渡利益则是难上加难。众所周知，各级政府掌握着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权，无疑是生态治理的主角，但府际间的利益博弈则成为建设“高度生态文明”的主要障碍。目前，“由于各区域之间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和开发潜力互异，致使相对落后区域因开发落后而损失经济利益”，诉求落后地区集体治理生态是难以达成统一行动的。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就是要解决生态改革的效益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区域差异扩大化难题，就是要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带来生态治理的机会与效益成本的公平难题。

（三）城乡人口生态素养难以提升的困境

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需要同步提升城市生态素养与村落生态素养。多年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生态效益的差别化、两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城市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口生态素养差异也在扩大化。目前，提升城市人口生态素养的主要挑战是城市消费主义的物欲化状态和异化的消费行为。无意义消费、过度消费、挥霍浪费等等畸形消费行为对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带来严重挑战。同时，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还面临提升村落人口生态素养的困境，改变广大基层村落生产生活方式的非绿色行为。长久以来，许多村落积淀了历史传承的惯性生产生活方式，但基于“高度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这种方式虽保持了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已滞后于时代的发展。“高度的生态文明”对水、土壤、空气的治理质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善广大村落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赢得天蓝、地绿、水清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三、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

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奏响了国家与人民同叙事的时代最强音，需要举国上下的集体治理行动。我们须打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利益分化思想禁锢，切实贯彻“两山”理论精神，以制度创新创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成果，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培育公民生态文化基因，构建生态增量方案

培育公民的生态基因是建设“高度生态文明”的微观行动体系，是公民生态素养的习惯累积效应，是形成生态增量的重要方案。生态基因是教育体系培育的硕果，是生长在公民血液的永久品质，是实现生态成果增量的主要元素。“高度的生态文明”观是一种高扬“人”的存在意义、扬弃了“物”的异化价值的哲学理念，有力契合了国家治理的文明路径与道德人民的生态自觉。第一，积极建设生态教育体系，培育、教化公民养成理性的生态思维。自《寂静的春天》打破工业体系的扩张蓝图以来，众多的生态史料向我们呈现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的严重失衡问题：容量有限的地球再也不能忍受人类无限制的掠夺。国家教育体系要进行从幼儿到大学阶段进行生态文化的培育课程，把生态文明因子撒在纯净的心灵上，孕育成人世界的参天大树。

第二，积极养成人民生态化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人们传统的日常叙事方式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对高度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人民日常养成生态化的生活习惯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直接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⑩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必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秩序中重新植入生态规则，呼吁他们对环境问题进行生物支持。

第三，实施公平的不同人群环境共享机制。基于不同人群对环境资源享用的程度不同，实施环境正义决策，以人为本的生态增量方案符合环境正义原则。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上，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冰块，只是富人在夏天的时候便能实现，而穷人却只能在冬天得到。正如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恶果，富人和穷人都不能逃离，只是感受的时间节点不同。国家治理必须是不以破坏现有自然生态为底线的发展，必须关注环境公正问题。 “高度的生态文明”是基于效益和成本跨时比较的“ 帕累托最优”选择。人类应该赋予环境以经济价值，环境保护的价值要远远超出了人类能够直接利用的环境的价值，可耗竭的能源资源一旦用尽就会永远失去。

（二）扬弃工业化体系的发展模式，实施国家战略的绿色范式

建设“高度生态文明”是一种执行持续增长有效的新模式，它将替代工业化体系扩张的非持续性模式。构建阶梯式有效行动体系，贯彻国家战略的绿色发展方式。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将引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技术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弃工业化体系的连续扩张与生产和消费在资源环境方面的短期使用模式，实施阶梯式集体行动。

第一层是绿色发展的理念创新体系。该体系强化经济效益与环境消耗成本的完美脱钩，并以创新驱动为介质，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量与环境消耗成本减量的双赢模式。皮特·辛格认为，“根据过去的记录判断，从长远角度看，改变生态系统的努力所带来的害处都超过益处。缘于此，如果没有其它原因，可以准确地说，除了极少数和有限的案例中，我们不能，也不要企图去改变自然。”

第二层是微观层面的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创新发展体系。该体系注重从约束性资源的流入、环境清洁输出、以及废物清洁输入的方面，有针对性地、有计划性的落地步骤落实绿色再造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承上启下关键环节，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能力的微观行动支柱。

第三层是实施“高度生态文明”的行动领域体系。该体系注重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战略衔接、如城市化、工业化、振兴乡村战略等，通过改变宏观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的微观经济运行方式切入到现代化强国的宏观领域中，以此带动中国生态发展的全面领域变革。“高度的生态文明”是对我国现有最需物资的建设性回应，这种理念积极应对了目前扩大的能源短缺与价格上涨问题，促使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回应现有扩大的水资源和粮食短缺问题。

（三）构建生态风险评估机制，激发问责机制的惩戒效力

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离不开制度的力量，限制和规范急功近利的生态道德缺陷，必须建设生态风险的评估机制，通过加强对生态治理政绩的正向宣传与负面事件的曝光力度，提升终身问责的制度效力。

第一，优化生态风险的评估制度体系。国家战略规划中各种项目的实施都存在对自然资源的损害风险，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关键是对生态治理中的各项风险有充分的消解举措。国际常用的生态风险框架（USEPA）逻辑是由遵循计划、问题形成、分析、风险表征和风险管理组成（Norton等，1992；EPA，1998a）的方法论，我们要构建的框架逻辑应强化生态问责程序。因此，提升环境风险政策的制度效力，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将有助于我们未来工业化体系的拐点期进入正常轨道。生态环境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环境政策，以“遵循污染者付费、预防与合作”为主要原则，政府通过法规和经济手段，提高相关利益者的环境参与效率。

第二，提升防范生态风险的制度效能。“高度的生态文明”是要提升现有生态资源的存量，减少生态风险的周期发生率。守住生态风险的底线，必须真正贯彻、提升生态治理的制度效能。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提出：“一是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能高于资源的再生速度；二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不能超过将可再生资源作为替代品需要的时间；三是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能够超过对其回收、吸收以及转化成无害物质的速度。”逆转持续环境退化步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使人类活动尽量遵循资源再生的规律。防范隐形的生态风险必须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责任清单制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第三，深度实施生态资源失范的终身追责与曝光机制。“高度的生态文明”必须全盘考虑有限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临界点，对治理者政绩的评价制度进行合理性界定，终身追责资源的使用者，为代际资源存留敬畏之心，孕育新的生态资源生长点。首先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生态评价体系中，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其次，激发生态环境监管的体制活力。有效的监管制度是人民拥有高度生态文明的关键体制保障，为防范终身追责的虚设，政府部门应加强生态事件的问责曝光与宣传。

作者：卓成霞,山东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郭彩琴,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