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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英健:风险生存与和谐生存

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作者:贾英健

2015-06-08 16:26:06

  作者:贾英健

  当代越来越多的风险走进人的生活世界,使“风险社会”成为任何发展主体都必须面对的一种客观社会存在,它不仅使人类生存方式在当代呈现出风险性的特征,而且也预示着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和生存方式的“风险生存”的出现。风险生存虽然意味着人类面临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增多,但对其的哲学反思,既不是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完全否定的概念,也不是旨在完全消除这种风险,而是通过面向风险生存而做出的深刻思考,确立一种通过风险生存走向和谐生存的崭新的人本发展的新思维,并在追求和谐生存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对风险生存的化解。

  人类各民族自古以来都把追求和谐视为自己的理想愿景。在今天的中国,它又通过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的战略任务得到体现。从根本上说,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建构和谐社会最终要落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这一基点上,并确立一种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以和谐生存为旨趣的人本发展的新思维。然而,这种新思维的确立,又是与当代人类际遇的与以往生存绝然不同的风险生存密切相关。这一事实,既表明了探讨风险生存与和谐生存二者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也表明了探讨风险生存与和谐生存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对此,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展开对其有意义的解答。

  一、当代人生存方式的风险性

  对生存问题的追问,通常涉及到对人怎样生存或者生存样式是怎样的等问题的回答。但是,“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由于人的活动既要受制于生产对象,又要取决于生产者自身的主体状况,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人能够生产什么,又决定了人能够怎样生产。不同的活动所采取的具体样式不同,就决定了其生存方式也就不尽相同。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是生成的,因而人的生存方式也不是现成的固定的,而是人自己不断地建构、改变的;这个建构、改变是人与周围世界经由人的活动的相互贯通、相互转化。

  人的生存方式的实践生成性特征表明,它的历史性变迁与人的实践引发的时代变革密切相关。但是,人的生存实践不仅带来了时代的革命性变革,而且也让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的风险走进人的生活。如果说以自然力和畜力为主的劳动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反映的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生存状态的话,那么,这种生存活动的风险也仅仅表现为自然性和地域性。但是,当以机械力为主的劳动出现,特别是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生产之后,人类在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中,不仅推动了人类实践的扩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而且也使人类面临着超出纯自然风险的更大、更多、更复杂的全球性、世界性的社会生活风险,并引发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突出地体现在与现代社会的风险发展同步而至的人的生存方式的风险性上。

  第一,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表现出流动性风险的特点。与以往社会将社会进步归之于对一个确定性和秩序的基本目标的追求不同,现代社会“在其他任何社会中,那种确定性和安全性——尤其是这种‘肯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给人以保证的感觉——都没有像在这个新的世界主义者栖息的界线不明、制度化不足、管制不足而且太频繁地失范的超国家性的领土上一样,崩溃得那样引人注目、突如其来……” 这就使得现代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自己生活于一个变动不息的时代,这常常使他们面对眼前眼花缭乱的变动,产生一种不安全的体验和恐惧。对此,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如果前现代性的生活只是除人类有限生命之外所有的事物的无限持续性在每天的排演,那么流动的现代生活就是普遍的短暂性在每天进行排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持续,更别说永远延续。” 现代社会“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 可以看出,正是这种流动性,才不断地使人的生存的风险走向多样化,形成了对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不满足于以往传统社会中的那种稳定而相对贫乏的没有风险的生活,他们总是以一种自由的“社会人”的身份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动,它不仅使人们的居住和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也借助于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讯技术的推动,试图努力建构自己的新生活。当这一切都变得可能的时候,以往人们固定的信仰和信念也不断地遭到瓦解。“当传统逐渐消解时,关系的允诺在增加。所有丧失的东西突然间在另外的东西中又被发现了。首先上帝离开了(或者我们废黜了他)。‘信念’这个词,曾经意味着‘经历过’,已经呈现‘违反我们更佳的判断’这样浅薄意味。当上帝消失的时候,去找神父的机会也消失了,因而负罪感增加并且不再能摆脱。当对错的区别变得模糊的时候,负罪感在尖锐的质问下并没有变得缺乏意义,而仅仅是变得不显著、不可辨别”。 这就容易导致传统价值观的崩塌而引发的人的心理空虚以及对前途和命运无法把握和预期的恐惧现象的发生,使各种生存性的风险不断增加。这种风险既表现为由于人口的流动性而引发的因地域文化和社会心理认同的差异和矛盾而使人们在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上表现出的不同和差异形成的矛盾和冲突,也表现为人们在追求自己的新生活过程中,因为不同生活之间的“比较”而引发的心理失衡、行为失范,还表现为人的信仰缺失、信念崩溃、精神空虚而诱发的各种犯罪,以及由于人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的频繁变动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人际交往约束力下降,最后表现为人对物欲的诉求,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带有物质利益的烙印,而且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浮躁、自我价值的迷失和“符号消费”的社会角色认同。对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说,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紧迫感、焦虑、茫然和各种各样的压力。

  第二,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加速人类生存的技术化风险。现代技术的发明,以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使现代社会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技术的烙印。人依靠技术来生存,人的活动离不开技术,人生活在一个由技术编织起来的世界里,分享着由技术带给人类的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中技术的影响无处不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社会完全是一个“技术社会”。但是,技术的高度化发展,一方面往往会造成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并由此将人类生存拖进到一个高度风险化的境地。吉登斯指出:“技术进步表现为积极力量,但它并不总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解决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又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然而,这又往往会对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对此,熊彼特揭示了“创新”与“风险”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在他看来,创新既源于风险的激发,又创造着新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把创新视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斯科特?拉什也指出:“用技术手段来防范和化解风险、危险和灾难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又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这种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可能会牵扯出新的进一步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可能会导致更为迅速更为彻底的瓦解和崩溃。” 当代人所面临的技术生存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技术作为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存在被遮蔽所造成的,而这一切又都是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的后果。自然主义技术生存论的实质是指,离开了人的理性关照来理解自然和人的自然生命,把人的生存仅仅看作是没有价值评价参与其中的一种物质活动。就技术引发的风险来说,它所表达的无非是技术对人的整个生存形成了一种全面的控制,人在技术的风险面前,不仅被高度物化,而且也面临着人性异化。马尔库塞强调,现代人对技术的崇拜,让“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不仅失去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而且也成了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单向度的人。因此,技术异化虽然表面上似乎是技术本身的危机,但实际上却是人自身的危机。当前人们经常提到的诸如“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科学危机”、“技术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人文精神危机”等等,实际上都不过是“生存危机”的某一个方面,都表征着人的危机。

  第三,现代人在获得个性自由的过程中却让自己陷入了非确定性的风险困扰之中。在传统社会,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生存放在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和生存目标,以此来获得自己充实而富有意义的确定性人生。现代社会不仅使人从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中解放了出来,从而使其自由个性获得了空前解放,而且也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中,使现代人在摆脱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生苦恼,让现代人自己的人生充满众多的非确定性因素。弗罗姆指出:“他自由了——也就是说,他孤独无助,倍受各方威胁。……天堂永远失去了,个人茕茕孑立,直面世界,仿佛一个陌生者置身于无边无际而又危险重重的世界里。新自由注定要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无能为力、怀疑、孤单与焦虑感” 。这一方面使人的生存失去了根基而使现代人处于一种飘零生存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使现代人在面对多重价值选择的时候使人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更多的迷茫和无奈,它甚至还使现代人在失去共同体的庇护的情况下,不仅让人们失去了自身的安全感,而且也心灵的漂泊中加深了自己的认同焦虑。萨特曾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 。弗洛姆也认为,现代人的异化,“渗透到了人和他的工作、所消费的物品、国家、同胞以及和他自己等这些关系中”,“人建成了一个管理着人所创造的技术机器的复杂的社会机器。然而,人的这种全部创造却高于人,在人之上。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创造者和中心,而只觉得自己是一个由自己双手创造的机器人的奴隶。人发挥出来的力量越是有力和巨大,人越是觉得自己无力成为人。人面对着体现在他所创造的东西中的和他相异化了的自己的力量,他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占有而失去了对自己的所有权。”

  第四,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出现,让往来于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之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呈现出空间的风险性。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石的虚拟空间在当代的出现,不仅使人们改变了传统的空间观念,而且也将人的生存带进了一个虚拟性的网络空间中,实现了人类生存从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的重大飞跃,开启了现代人的网络新生活。但是,网络空间的出现,虽然突破了狭隘地域和交往范围对人的发展的限制,但由于它的虚拟性,又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增加了风险的几率,使人的生存带有空间上的风险性。一是网络空间的逐渐扩大,使人们在享受其所带来的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形成了人们对其过分依赖的局面,使人们沉溺于如迷宫一般的逼真的网络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和娱乐场景中不能自拔,而且也会随之带来网络犯罪、网络道德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为道德虚无主义的滋长蔓延提供了土壤。二是网络空间的存在,使人能够把本该属于现实的东西放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加以追求,并过分沉湎于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体验和感受,因此,它便在这种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失去了自我。三是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人及实践客体几乎完全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因此,就使人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永远处于被动状态,从而感到无所适从。过多的主体客体化难免会偏离客体的内在规定性,消解人的实践的客体客观实在性的基础,这也可能会使实践走向一个不可验证和不可预知的深渊。四是虚拟空间中的人不过是被技术规定了的对象。当人们面对虚拟空间给我们提供的无数可能性、极大的自由性和无限的开放性时,人们经常会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究竟真正需要什么了,电脑在人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使人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它不仅使人承受着虚弱衰退的生理上的负重,还经历着精神的震荡。

  总之,现代风险社会带给人的是以风险为主要特征的崭新的一种生存方式。

[责任编辑:杨凡、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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